2006年11月13日 我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全体党团员，参观了盼望已久的东海大桥和洋山深水港。早已听说东海大桥是人类的伟大之举。当汽车载着我们驰骋在宽阔的大桥时，心中不由涌起一阵激动。东海大桥作为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是连接陆地与洋山深水港北港区的交通“生命线”。投资70多亿人民币的大桥全长约32.5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桥面宽31.5米，设计行车速度80公里/时，设计基准期为100年。大桥全线设5000吨级主通航孔和1000吨级通航孔两处，供水、供电、通信等管线通过大桥送达港区。东海大桥现已成为港区集装箱陆线集疏运的主要通道。

   大桥看上去就象是一个字母“s”，形状非常优美。但见一望无际的东海，浩浩茫茫，在那海天交接处，是雄伟壮观的深海港。东海之上，一个个桥墩巍然挺立；远远望去，整个大桥雄姿呈现。她像一条巨龙腾空跃起，伸展在浩瀚的大海上。车厢内不时发出“太美了”、“真了不起”的惊叹声。阵阵海风迎面吹来，气势磅礴不言而喻。

   当驶完全长３２．５公里的大桥后，每个人都饱览了海上绚丽的景观。游览完东海大桥，来到了小洋山，大家带着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沿着盘山公路“攀高望远”。来到了游客聚集的观望台，不知哪位人士在台上的石碑上，刻下了铿锵有力的描写洋山深水港的豪情诗篇，使我们也为之动容。这里俨然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站在观望台上，艳阳高照，海风袭人，远处的海面景观尽收眼底；举目远眺，只见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无限风光，摄人心魄，别有一番情趣。

    山上的另一道天然风景便是互相倚靠在崖边的“姐妹石”。如其名，两块天然大石互相支撑在崖边。它象征着年轻一代团结向上的精神写照，就好比洋山港的建设，如此宏大的工程建设离不开成千上万的普通建设者。正是有了他们这种埋头苦干、团队合作、敢于奉献、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才有了今天这座宏伟的深水港。

    洋山深水港区总体规划是依托大、小洋山岛链形成南、北两大港区。根据规划，2010年北港区(小洋山一侧)可形成约11公里深水岸线，布置30多个泊位，最大通过能力超过1500万标准箱。小洋山至镬盖塘一线先期建设5个集装箱泊位，码头岸线1600米，港区陆域面积约1.7平方公里，堆场面积72万平方米，码头前沿及航道设计水深约为15.5米，能停靠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兼靠装载8000个标准箱船舶类型集装箱深水泊位。该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建成后，年吞吐能力可达300万标准箱以上。

    景色迷人，感慨多多，使我们流连忘返。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一新时代的伟大创举，见证了一种与海一样博大的精神。我们知道，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建设者就把自主创新作为施工工艺的基点。洋山港是一座货运大港，更是一座科技大港，这里涌动的是一种勇挑重担、无私奉献的热潮。

    洋山深水港的建设者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我们参观的时间有限，但却深深地记住了洋山的精神。在这些默默无闻的“洋山英雄”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五种精神”——不辱使命的负责精神、勇挑重担的拼命精神、保持本色的奉献精神、不断学习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不仅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生动写照，而且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干大事业，更需要凝聚一股奋斗的精神。当人们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这“五种精神”盛誉为“洋山精神”时，可以说，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最高嘉奖。

    在之后的活动中我们又参观了美丽的滴水湖。一路走来我们充分感受到上海的发展，祖国的进步。我们深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

老兵档案：陆人达

1919年10月出生，上海崇明岛人；担任过第7师通迅副连长、连长等职。

1936年6月崇明三乐中学毕业，同年8月考入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艺徙班；

1937年8月参加江阴保卫战；

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是第十六期学员；

1940年5月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抗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

1949年6月，随人民解放军渡江回故里崇明；

1985年3月退休。现在崇明老人护理院生活。

引    子

6月8日上午，天色灰暗，空气低沉，下起毛毛细雨，我与同事小林踏上去上海崇明岛采访抗战老兵陆人达。经过2个多小时的海上颠波，到了崇明岛，天空放晴。

下了船，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人，租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崇明县老年护理院。

与陆人达初次见面，给我的影响颇深。陆人达中等身材，衣着整齐，虽然已是耄耋之人，行动比较迟缓，但精神矍铄，思路明快。因采访之前，就与陆人达通过好几次电话，所以，不必过多客套，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陆老，能讲一讲你是如何穿上军装的？”我单刀直入，开门见山。

“行”陆老说。看得出陆老也是一个爽快的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父亲是做小生意的，常年在外很少在家。家里的一切活儿都是母亲做主。母亲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善良贤慧，家中共有兄妹五人，我是老大。1936年7月在崇明三乐中学毕业，因本岛没有设立高级中学，望子成龙的父亲决定送我到岛外求学。同年8月，我考入军政部电雷学校艺徒班，当时，电雷学校临时校址设在镇江宝盖山，本人在那里受训。学习内容除了军事基本科目外，还有英语、数学、内燃机、机械制图、鱼雷快艇、水雷照测、车床、电焊等一系列有关海军的基础知识课程。翌年春，电雷学校新校舍在江阴建成后，迁到江阴继续学习。

我们电雷学校有海军“黄埔学校”之称。实际上是当时国民政府为培养海军人才，建设新海军而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为了保密，对外称电雷学校。是1932年蒋介石为了建立一支能与闽系抗衡的嫡系海军，委托欧阳格将军在江阴创办的。1933年设永久校址于江阴要塞，在此期间，我校从德、英两国购置新式鱼雷艇15艘，开凿黄山，引入江水，建成隐蔽于山洞的艇库。实际上电雷学校就是建立在中国海军军事基地上的一所军事备战学校。

前  沿  阵 地

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7月11日，我们得知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本田忠维少将会见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和代理军政部长曹浩森，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不能采取抵抗方式，并横蛮无理地扬言，如果中国海军不按此执行，就要诉诸武力，将其歼灭。当时，国民政府考虑中日海军力量悬殊，暂时不利于海上作战，因此，表面执行日本所提条件，中国海军舰队陆续退入港口，但实际上，中国海军却仍然在执行上级密电任务：“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

8月11日，海军部正式接到“阻塞江阴水道”的命令。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将军受命兼任江阴江面江防司令。我们电雷学校全体师生很快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讲到这里，陆老起身喝了一口水，继续回忆。

那时，江阴江面航道紧急实施沉船阻塞和布雷封锁，10余艘海军军舰驻泊警戒。我们电雷学校以及附近黄山、肖山周边地区，都设高射机枪阵地，共配有20余挺平高射两用马克沁重机枪。由学校学生队和我们艺徒班同学分别驻守阵地担任校区、港区防空，肖山上也设观测所、水雷发放所以及探照灯照测阵地。

开始，我被分配在探照灯阵地。探照灯是用来寻找和搜索敌人目标的。敌人进来，探照灯照明，然后用鱼雷快艇或炮袭击日军。观测所则用于望远镜观测到目标，通知水雷发放所，发放所晓得敌人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靠近哪个水雷，然后通知那个水雷发射。后来，探照任务不重了，我又被调到高射机枪阵地担任防空战斗任务，随时处在待命状态。

8月12日深夜，我们电雷学校使用“海声”、“俞大猷”2艘小型船艇和一批民船，由学员进行施布，在江阴沉船阻塞线的东面，自萧山之山脚起，至张黄港为至，向东展开约20公里，布满了数千枚以上水雷，其中包括触发式水雷和电发式水雷两种，这些水雷在长江航道上组成了第一道屏障，成为沉船阻塞线的前线阵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把中国海军推到了前线前沿阵地。

8月14日，中国海军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奉命指挥上海海军部队参战。首先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航道，并陆续在黄浦江上设置三道封锁线，将扣押的“洛阳丸”等6艘日本货船沉塞于海军江南造船所浮简上游的阻塞线上。

同一天，我们雷电学校教育长兼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下令核校所属快艇大队出击上海之敌。该大队出动从英、德两国进口的15艘鱼雷快艇，分别编组以“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颜杲卿”四个中队。

那天晚上，四个中队快艇由海军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的率领下，2艘“史“字号的快艇由内河伪潜赴上海。8月15日清晨抵达黄浦江之龙华。8月16日上午，进入黄浦江的各快艇部队，一面与各友军取得联系，一面利用白天时间，由欧阳格将军亲率快艇，指挥官兵艇长等，登岸侦察敌“白云”舰之位置。当晚，我海军两艘鱼雷快艇由黄埔8期胡敬端、刘勋提两艇长驾驶，伪装成民船从江阴潜驶上海浦江。此时，敌海军设于董家渡封锁线担任监视的驱逐舰，因疏忽大意，被我快艇冒险冲过。“史102”号得以顺利的沿着外滩江面，经过英、美、法、意等国排列成行的军舰，疾行下驶。及至敌舰警戒区域时，因灯火管制，江面暗而不见目标。在此紧张时刻，幸好白天熟记的战斗位置，在距离敌舰400米处，一个急转弯之下，第一枚鱼雷击中“出云”舰下方的另一舰，当即爆炸沉没。第二枚鱼雷击中泊于外滩日本侵华第3舰队司令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的旗舰“出云”舰尾部，尾部受重伤。该舰经其他敌舰驶往援救，遂未下沉。

“真是痛快啊，总算为中国海军长了志气”陆老激动地说，手还在病床上擂了一拳。看得出陆老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日寇一开始还不知道中国海军也有鱼雷快艇部队，自敌旗舰“出云”号突遭重创，才知道中国人也有鱼雷部队。日寇不甘心旋即实施报复。

我问：“日寇旋即实施什么样的报复计划？”

陆老说：“69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的记得日寇对我电雷学校狂轰烂炸，以及我电雷学校全体师生反击战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陆老讲此话的时候，心情有点沉重。

校园反击战

8月22日下午1时，日军12架轰炸机编队空袭我电雷学校。敌机一般以3架为一小队。战争开始时，我在机枪阵地上，每个阵地有3个人，我的任务是瞄准。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激动和兴奋，战斗士气很足，都想用自已手中的高射重机枪打下日本鬼子飞机。那时我才17岁，担任重机枪副射手。是第一次看到日本飞机，但并不紧张，只是想要把它打下来。

陆人达回忆说：天空中，日军木更津联队轰炸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俯冲下来。指挥部一声令下，地面中国军队20余挺德国造马克沁平高射两用重机枪同时开火，天空瞬间布满一层弱幕布。在敌机俯冲投弹前，我单膝跪地，身边弹壳飞溅，一嗖嗖仇恨的子弹直穿云霄，猛然四周欢呼声起，一架日军领队机中弹，拖着浓烟摔下来。其余敌机在校部上空盘旋一阵，即仓皇逃窜。我还清楚地记得：被击落的敌机拖着浓烟坠落在我们电雷学校医务室门前。机上3名鬼子顷刻毙命。校部教员及阵地官兵拍手称快。战后，欧阳格司令特领受“铅刀小试”荣誉奖。

开始，日本人轻视我们，看不起我们，经过这次战斗，日本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暂时不敢再来空袭。

陆老讲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情绪也激动起来，手也在不停地挥舞着，脸上也洋溢起痛快的笑。

我问：“校园反击战中，有最不能忘记的事吗？”

听到我的问话，陆老沉默了片刻，沉重地说了一句：“教官关海生，黄浦军校第九期学生，被日本飞机炸飞的悲惨一幕，至今不能忘记”。

自8月22日敌机被击落之后，日寇一直怀恨在心。次日10点左右，敌机数量增加了一倍，再一次地对我电雷学校狂轰滥炸，20多架敌机在学校的上空疯狂投弹，教舍顷刻之间，夷为平地。

“我和艺徒班一些同学，亲眼目睹这一惨案的发生，日本狗杂种太无人道了！”陆老愤怒地说。

当时，教官关海生正在教导大楼值班，突闻飞机轰炸声，刚跑到走廊上准备寻找隐蔽地，不幸中弹被炸死，尸体炸飞，地上只剩下一双皮鞋。平时，他教过的学生和他共事的同事，不忍他那样只剩一双皮鞋就走了。空袭之后，我们艺徒班的学生及一部分教官分头在周围寻找教官关海生尸体，最后，只找到一肢残腿和一肢手臂……

“时隔69年，这一惨景，还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记，也不能忘记的。”陆老认真的说。

江阴保卫战

政府为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命令我们海军在江阴用沉船和沙石建立了一道长江阻塞线。担任这条阻塞线防守任务的是陈季良任司令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陈季良是福建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抗战爆发时担任海军部次长兼第1舰队司令，负责指挥防守作战。。

陆老说：我还清楚地记得，陈季良司令战前说过的一句话：“宁愿鱼腹葬身，也要与日寇拼到底的决心”

9月22日，日军4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携带重型炸弹向江阴袭来，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防守舰队，旗舰“平海”和它的姊妹舰“宁海”是重点攻击目标。霎时，弹如雨下，火光四起。“平海”舰三面受敌，左舷和中后部当时中弹，舰体遭到破坏。我们马上进行还击，战斗异常惨烈。

经过6小时的激战，“平海”舰击落敌机5架，阵亡11人，负伤23人。“宁海”舰也受到严重损伤。

9月23日早上，日军侦察机侦察江阴江面，发现中国舰队依然阵容严整。不久，敌机70余架蔽空而来，冲向中国舰队。“平海”、“宁海”两舰再次成为敌人疯狂轰炸的目标。敌机一队队地疯狂轰炸，不停地投下炸弹。当时，有一些外籍军事人员在观战，他们感叹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未曾见过如惨烈的战斗场面。

在敌机的疯狂袭击下，“宁海”舰没了，“平海”舰受重伤。陈季良率部司令部移到“逸仙”舰指挥部战斗。

9月25日上午9时左右，敌机16架又来了，直扑“逸仙”舰，在两舷附近投弹20多枚。“逸仙”舰弹药消耗尽了，反击能力减弱，最后机舱的机柱被炸断，舵舱进水，搁浅下沉。第1舰队各主力舰均被击沉。

10月21日，日舰3艘溯江向阻塞接近，南岸炮火突然袭击，击沉其先头1舰，其余2舰迅速退走。11月12日，淞沪形势紧张，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退向南京。日军退踪追击，30日包围了江阴，5艘日舰由江上向阻塞线进逼。要塞炮兵发炮射击，击中1艘，但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巫山炮台被毁，12月1日，日军突破江阴击军防线。要塞地区的海军将各炮台件自毁后撤走，江阴保卫战结束。

江阴失陷后，日军动用潜水，打捞人员1000多人，昼夜清除水雷和障碍，打捞沉船，直至1938年2月，方打开一个通道，可容吃深的军舰通过。

我和同学就这样固守江阴3个多月，拖延了日军沿长江迅速西取南京的企图。12月2日，江阴沦陷。我们学校很危险，奉命撤离江阴，我同阵地告别，心里很不好受。

12月3日从江阴撤退后，我随电雷学校撤退到武汉。1938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16期通信兵科学员。1940年5月毕业时，电雷学校停办了。

后   记

1940年5月从黄浦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上饶。上饶当时是抗日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总部。一个月后，被调入皖南50军军部工作，后担任通迅营第一连连长，在此期间，参加过皖南“青贵”战役，主要任务是牵制和阻碍日寇对皖南的侵入。

同年8月21日晚上，我们所在营部接到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要牵制和阻碍日本一部分骑兵侵犯皖南某地，我连负责阻击敌人任务。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亲自率领全连官兵，星夜埋伏在日军骑兵必经之路，先选好有利地形，派两名老兵伪装当地老百姓，引敌到我连伏圈中，给予临头痛击。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被俘5名，后押送到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战俘集中营。自“青贵”之战后，日本军不敢轻易进入“青贵”地区，确保了皖南的平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入第21军军部军务处，后又调入第21军145师435团通讯兵连任连长，参加过“桥头战役”。1949年4月22日，在建国之前起义。

陆老起身从一个发了黄的皮夹子中取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颁发的《起义人员证明书》”，陆老很慎重地说。

1949年6月，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渡江回到濶别13年的故乡崇明，与家人团圆。1981年被安排到崇明工业局工作，1985年3月退体，现住在崇明老人护理院。

尾   声

采访快结束时，陆人达取出他珍藏69年前荣获国民政府“阻击前线”表彰证书给我们看，因为年代太久，封面已发黄。陆老说：“这是我戒马一生的见证，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抗日历程，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的。八年抗战，我从未间断过，做为一名爱国军人，这一点是我至今引以为豪的骄熬。虽然，“文革”受到冲击，后来落实政策，有了工作，现在退休了，生活过得清贫，但是，我没有后悔，如果再把历史翻到69年前，我还会一无反顾地参加抗日战争，为保卫国土而战。”

是啊，这就是一位普通抗日老兵陆人达的心声！

老兵档案：彭司湘

1915年出生于湖南保靖

1932年考入湖南长沙军医研究学校

1936年加入税警总团第2团医务所，任中尉军医

1936－1937年驻防于江苏赣榆，后于1937年9月随部队开赴上海参与淞沪战役

1938－1948年先后在第130后方医院、第155后方医院任军医

1951年在长沙市传染病医院工作

1968年－1976年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关在邵阳市群力煤矿监狱

1977年至今退休居住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过去整整69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己消散，历史的尘埃也己落定。走在21世纪的大道上，回眸上个世纪30年代，正是在69年前的8月，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这一场全民族性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我们采访的90岁老人彭司湘，也正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参战者，一名税警总团的军医。

1、90岁的彭司湘

当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踏着数不清的碎石台阶，来到老人的住处。大门的两侧还贴着一幅祝寿对联，一问才知老人的九十大寿刚过没多久，我们来得还真巧呢。对联上写着什么，倒是没注意仔细瞧，不过看着老人精神抖擞的样子，谁能想像他已过90岁高龄了呢！

我们去时，彭司湘正和子女们围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客厅亮堂堂的，也够宽敞，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看得出老人和子女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由于事先和他的子女们联系过，一切都比较顺利，我们就把采访的地点放在门口的小院内。

院里种满了花草，满院呈现出一片绿荫。平日里闲着无事，老人就在院中为这些花花草草，浇浇水，修剪修剪，还养了些鸟，并乐此不疲。他的儿子向我们介绍着他父亲的这一爱好，说他时时保持一颗平和待人的心，也许这就是老人高龄的原因所在吧。

2、不是共产党，我现在也不会过得这样好

十年浩劫中，老人也曾被扣上了大帽子，受尽了磨难。当谈到老人在结束抗战生涯及解放后的生活状况时，他的儿子这么说。

“其实也无所谓了，我现在的生活就过得很好啊，要不是共产党，我现在也不会过得这样好的。”老人如此说。

在解放后， 1951年来到了长沙市传染病医院，在1968年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9月12日被关了起来，关在当时邵阳市群力煤矿监狱（劳改队），原本先是判五年，后来由于医院那些人认为不行，结果又加了三年，判了八年。

“通知我的时候他们说判八年，还上不上诉？我说不上诉，我哪去上诉啊？没地方上诉。那个时候整的很厉害，拿绳棒吊带，吊在我们医院里，一个医生受不了，结果自杀了。”

“那个时候，感觉是不是特别气愤啊”我同情地问老人。

“我没做过坏事，心里很坦然。那时只是处于国家的特殊时期，我能理解”老人平静地答道。

老人还说：“只是当时我的医师证书啊，毕业证书啊，同学录啊，还有当时我写的刊物和论文啊都不敢留，在那时都烧掉了，不然这些东西倒是可以给你们的。”说到这，老人不禁有些遗憾。

以后的日子却是一天好似是一天，如今子孙满堂的他，子女们不仅自身都有固定的工作，有些在长沙，有些在上海，对老人也十分地孝顺。他的一个孙女在潇湘晨报工作，把关于老人的情况通过报纸这一渠道向社会传播后，政府对他的情况也十分地重视，在看病医保、退休政策等问题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要不是共产党，如今的我哪能有这样的日子啊。”老人又一次重复了这么一句话。

3、从学医到入伍 踏上抗战生涯的中尉军医

老人籍贯保靖本地人，15岁便来到了长沙，17岁考取了长沙军医学校。“当时我们喊这个军医学校是军医研究学校，是属于部队里的军医培训学校，不仅培训那些军医，也招收社会上的学生，还记得这个学校是四路军何建办的。”老人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时，带着一丝自豪和骄傲。

从学医到毕业花了有四年时间，他在1936年2月毕业。

老人回忆道：“那时我们学校毕业后也不是包分配的，你只能去找关系，因为那时税警总团第二团的那个医务所主任也是保靖人，他就把我介绍到那去了。那时我们团的军医处主任是少校，医务所的编制一共有4个，2个上尉军医，2个中尉军医。由于当时税警总团第二团驻在苏北赣榆，我6月就随他到了赣榆，在他那个团的医务所当了一名中尉军医。”

“一进去就升为中尉，这也算升得够快的了啊”我笑着半开玩笑地和彭老说。“那请您说说当时你们部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所在的税警总团当时是属于财政部的，总团团长叫黄杰，他后来又兼第八军军长，下面一共管辖着6个团，我所在的是第二团，团长是宋卓愈，广东人，营长也是广东人。那时我们部队里，广东人和湖南人比较多，尤其在下级军官中，多半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打仗敢打、敢拼呗。”我顺着老人的话，适时的捧了一句。

“那是，不是有句俗话讲吗，‘无湘不成军’啊。在当时的那些下级军官中，连排长啊，多半都是湖南人，而且也多半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那时……应该是黄埔十一、十二期吧”

彭老似乎对于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很受用，眯着眼停顿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当时我们团下面有直属3个营，还有4个直属连，一个高射机枪连，一个通讯连，一个硝炮连，一个工兵连，一个连大概有一百多，将近二百人。当时在一个连里还有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轻机枪班，有好几挺轻机枪。”

“这样说来，你们部队的装备还是很不错的啊。“

“是啊，当时和其它部队比起来，我们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是比较精良，比较高级的，不仅如此，军官发的都是呢子衣服，长筒靴子，还有配剑。”

说着说着，老人也不禁双手比划起来。

“还有当时我们发军饷也都是原军饷，其它部队都是打七五折啊，打五折啊，那时我当中尉军医时，军饷60块钱，上尉是80块，年久一些的可以拿到100块，上校和中校分别是135块和180块钱，当时拿60块也算光荣了”老人见我不是很以为然，解释道：“那时的大米才卖四、五块钱一百斤啊。”

“不过就是由于待遇太好了，所以在激战过后，往回撤退行军时，遇上别的队伍时，都不敢说是自己是税警团部队的。”

“彭老，那你们的部队是何时开往上海，准备作战的呢？”

看着老人说着说着，神情有些黯淡，我扯开了话题问道。

“我们的部队当时是9月20号接到命令开赴上海的，在24号，全团集合听团长讲话，讲我们到上海抗日打日本鬼子。那时我们真的是群情激愤啊，同仇敌忾，大家士气非常的高昂，都高喊着到上海去杀日本鬼子，保家卫国。”老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岁月又重新回到那一刻。

正如刚开始彭老所说的，他所在的税警总团实际上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用盐务总局税款组建起来的一支人员众多、装备精良、待遇优厚，由财政部指挥担任盐场保护的特殊部队，后于1936年5月，蒋介石将其改组，纳入军事委员会指挥系统，由陆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任总团长，下设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以何绍周、王公亮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对外部队名称不变。

在七七事变后，税警总团被编入第八军战斗序列，军长黄杰仍兼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原第一、第二副总团办事处改组为第一、第二支队司令部，第一、二、三团由第一支队管辖，四、五、六团由第二支队管辖。

同年的9月中旬，总团奉命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以第一支队为第一梯队，首先出发，总团部和第二支队紧随开拔。

“彭老，那在你们准备上前线参加战斗时，还经历过哪些事情呢？”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情。”彭司湘老人回忆道。

“当时有一个士兵强奸了一个民间妇女，团长要将他枪毙了，他听了部队要去上海打仗时的消息后，就和团长说‘团长，你暂时不要枪毙我，我给你到上海去杀日本兵，我到那里战死了，心里也甘心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当时一个中尉排长，大概也只有21岁的样子，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湖南衡山人，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叫肖国汉，当时团长批准他有一个月的婚假，让他回家结婚，结果他跑去和团长说，为了上海抗战，他不回去了。那时我们的大部分士兵就像他们一样，下定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决不罢休。”

我从彭司湘老人慷慨激扬的话语中也感染到了当时他们那份铮铮爱国之心和滚滚赤子之情。

老人稍稍歇了一会儿，我望了望站立在旁边的他的儿女们，他们听着老父的讲述正入神，好似幼时夏天纳凉时，围坐在家中天井里，边赏月纳凉，边听长辈讲述着精彩的故事。

阴沉的天空此时飘起了零星的雨滴，不一会，变成了连绵的细雨，老天似乎也被老人的话语所感动了。而我们不得不暂停了录像和谈话，把地点换到了房檐下的走廊里继续开始。

“我们部队在25号晚上就出发了，27号到了海州附近地方的新浦车站，在28号凌晨，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到了苏州的外跨塘那里的一个小车站，到了那里，我们部队就散开了，到村庄隐蔽起来”。

为什么到了苏州就下车呢？我有些不解，

 “为什么车子不开了呢？因为白天日本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为避免轰炸，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开。”

老人接下来的这一番话为我做了解释。

“到了29号凌晨，我们就到了南翔，下车后隐蔽在村庄里。上海那里的村庄，多半都是小树，竹林子多。到了早上六七点的时候，看到一架日本人的轰炸机飞过来，我们的战士一看到是日本人的，大家怒火中烧，好些连排长都用枪往上打。”

这哪打得到啊，我有些奇怪。

“是啊，那当然打不到，不过这说明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啊，他们也明知道打不到的啊，不过我们有高射机枪连，由于那时它飞得不高，以为我们中国人民没有什么防空武器，无所谓，所以带了一颗炸弹，作为侦察来的。当时他扔了炸弹，有个士兵受了伤，但飞机也让我们用高射机枪打下来了，落在了嘉定县。”

后来老人跟随着第二营（预备营）在晚上走到了大场。

老人说“在打仗的时候，我们每天只吃两餐，还没天亮的时候吃一餐，天黑的时候吃一餐。而且来的时候，上海这里正下雨，炊事员做饭也不怎么方便，又没有什么蒸炉。”

“那时有没有觉得很苦呢？后悔出来当兵呢？”我这样问到彭老。

“这点苦算什么，那时从10月5日才正式参加战斗，也就是打蕰藻浜那条战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11、12日这几天，那才是真正的惨烈呢。”

老人显然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还略有一丝沉重和苦涩。

4、前线流动的卫生包

身为一名部队里的军医，虽然彭司湘老人不像那些战士们一样，奋战在战场的第一线，英勇杀敌，但作为一名身负救死扶伤职责的医生，在战场上仍可见着他们流动的卫生包，为那些受伤的战士治疗包扎。

“那时作为军医的我们，由于没有装备武器，所以用不着去面对面的打仗，我们每人都配了一个卫生包，一个防毒面具，一条军毯。由于营下面就没有军医了，团里才有军医，但呆在团里不行啊，要下部队，我们医务所的军医在作战时就分掉了，我在二营，带了十几个人，看到受伤的士兵，我们就包扎。因为只有一副担架，受伤包扎好了就自己走，腿炸掉了，有担架的话就抬。”

“彭老，作为军医，你转辗在各个战场上看到的惨烈战斗应该不少，请您老回忆一下10月初战斗最激烈的情况和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事情吧！”

我攥紧了手中的记录笔，抬头和彭司湘老人商量道。

“我们那时在蕰藻浜作战，11、12号两天打得最是激烈，两边都牺牲了好多人。记得在11号的早晨，那个让他回家结婚，他不愿回去的中尉排长，腿受伤了，我就帮他包扎了，并想用担架把他送下去。可他不肯走，死也不肯走。他讲：‘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下火线，我要呆到我再也不行为止，我要杀日本鬼子！’当时他不肯走，也没办法，可他腿部受伤了，不能动了。到晚上4点钟的时候，他那个警务兵和另一个士兵帮他把军毯给盖下来了……他……牺牲了。”说到这，老人的声音明显低沉了很多。

听着老人说着，我们心里也不怎么好受。

“那中尉排长牺牲以后呢，他的那个警务兵（据老人说，那个时候军官都有警务兵，包括连排长，像老人这样当军医的也有警务兵）哭着走了四五里路，我看着心里难受，就对他讲：小鬼，你不要哭啊，你的排长牺牲在这里，他有支钢笔，给你留个纪念吧！他却不要，他说他要拿着枪，就把排长的枪拿起来，打日本鬼子去（当时他们这些警务兵，人来的时候枪都没带，只是负责生活上照顾的）。……结果也牺牲了。”

说到这，老人说不下去了，哽咽的声音略有些颤抖，眼中闪现出泪光。

我放下了手中的笔，静静陪同着老人一同沉浸在悲痛的心情里。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又一个战友相继牺牲在战场上更让人感到悲痛了，更不用提彭司湘作为一名医生，原本担负救死扶伤任务的他在此时却无法救活战友的矛盾心情。

“到了11号的下午，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了。”

老人缓和了心情后，继续往下说着。

“在蕰藻浜的阵地上，既被夺过，也被收过。日军夺过去了，我们又把阵地追了回来。到了下午，日本鬼子打得厉害，那天正好是晴天，飞机来轰炸了以后，我们那个阵地差不多都被炸飞了。其中我们有一个机枪排，全都牺牲了，只剩下一个排长。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都拿出刀来，拼刺刀了，只听到喊杀——杀——杀——。一直坚持到快黄昏的时候，大概是5点钟，十五、十九师的部队冲上来增援我们了，把阵地又给恢复了。”

“而到了12号这一天，又打了整整一天，我们有一个老副营长，也牺牲了。那时牺牲的人很多，包括我们湖南的一些。其中有几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衡山的肖国汉，一个衡山的周机，还有一个刘阳的刘菊甫，都牺牲了。”

老人提到几十前的老战友时，竟还如此的念念不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友情啊，我心中不禁在暗自敬慕。

“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后，由于部队牺牲惨重，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在12号晚上我们就撤下来了，不过当时日本人也死得不少，不过算起来他们死得倒是十分便宜。”

说到日本人，老人还有些岔岔不平。

事实上税警总团的参战，始于淞沪会战的第二阶段，在日军攻陷罗店后，蕰藻浜一带就成了继罗店之后的主战场。此后的中国军队作战就变成了以蕰藻浜两岸为前沿，以大场为中心，以苏州河两岸为第三道防线的南北走向。彭司湘老人所说的三天激战并不是特别贴切，几乎整个10月间，蕰藻浜一带都处于残酷的拉据战中。我军将士寸土必争，奋勇拼战，各级军官都在第一线督战；据点白天失陷，夜间再夺回，损失严重的部队撤回二线稍微重编，就立即补回一线作为其他单位的预备队，迫击炮摆在一线使用， 战斗之壮烈语言难以描述。日军虽然在制空权及武器装备上优于我军，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始终在其南岸，取得的进展也不甚如人意。而我军的伤亡也较为惨重，指挥系统也时常出现紊乱。仅从10月9日至15日不到10天内税警总团就两次变更隶属，从第9集团军划到第19集团军，又从第19集团军划回第9集团军。

在参加蕰藻浜战斗后，由于伤亡很大，税警总团的每一个支部由原来的三个团并编为两个团。从后方增补一个团的新兵后，在第二线稍加训练，即参加大场的战斗。

但由于营、连、排长等有三分之一是新提升的，并有一部分新兵，加上大场战斗比蕰藻浜战斗更为激烈，所以打了没几天后，伤亡一半，随即被撤至第二线休整。

“当时我们撤下来时经过周家桥，到上海的郊区，上海的西面。大概在十五、六号的样子，我们到了那里时，看到日本的两架黑寡妇飞机，在周家桥附近轰炸，从上午一直轰炸到下午。”

“黑寡妇这个名字是你们自己为日军的飞机取的名？”

“是啊，因为那时日本的飞机第一是来侦察情况的，然后再轰炸。它那个轰炸机都是意大利机型，总要先俯冲一下再丢炸弹的，所以就是这样子转啊，所以被我们称为黑寡妇。”

彭老边指划着，边笑着和我解释说。

“那时我们连里不是有高射机关枪连吗？就拼命地向飞机打，在周家桥可打得厉害呢，两架飞机打下来了，一架落在我们住的方向（即北面），飞机栽在了那里，飞机上两个人，一人死了，一个跳伞了，后来也被我们抓了。另一架飞机载到了黄浦江里去了。”

“在这一场战斗结束后，我们团又重新进行了整编。当时整个团牺牲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预备营也所剩不多了，和其它3个营呢就失去了联系。”老人继续往下说道。

事实上，根据网上资料显示，税警总团在参战仅仅一个多月中，阵亡各级官佐就有近200名，士兵4100多人，如果按照伤亡比例3：1计算的话，在战斗中还有近15000人负伤。经过此战的税警总团就如彭司湘所说的，实已严重损耗，所剩无几了。

“大概在20号，我们到了松江以东，那边紧挨着黄浦江。11月5日清晨，日本人就从金山卫登陆了，那时我们的战斗部队都没了，就剩下一些勤杂人员，什么军需啊，书记参谋啊，包括我们医务所在内，总共这么二三十个人呆在那里。” 彭司湘继续接着往下说。

之后，老人接到通知，离开了这个部队，来到了苏州的留守处，又在11月11日到南京躲了几天，通过芜湖——汉口——武昌——长沙的路线，最终于11月23日回到了湖南长沙。

“我们当时坐火车到长沙，早上3点多到的长沙，刚下车没多久，在早晨的六七点，日本人就把长沙轰炸了。”

“彭老，那时你又到了哪个部队呢？”我问道彭司湘老人。

“后来我就到了后方医院当军医，当时后方医院专收伤病员，属国防部军医处管理的，由于那时已经没有战区了，所以医院也就按1、2、3……顺序编号，一共有100多个后方医院，而我到了130后方医院，做了一名上尉军医。”

在后来的岁月里，老人先后曾加入过暂编第五师及155后方医院。

“我在暂编第五师是就已是少校军医了，后来到了一百五十五后方医院时也是少校军校，直到1948年时，已是中校军医了。”

如果从军医学院毕业时算起，彭司湘老人可算真正称得上是老军医了。当然，这里指的老军医和前几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得到处都是的治病“老军医”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心里暗暗地想着。

5、我想说，抗日战争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

在我们的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即将结束前，我问了彭老最后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看待这么一场惨烈无比的战争的。

“对于上海的这一场抗战，我想说，在这一场抗日战争中，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魂！这不仅仅是在淞沪会战中，也包括战斗在其它战场上的战士们，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为自己那多灾多难的国土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在战场上，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祖国的好儿女，现在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谁也没有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意志坚定的千万英勇将士和百姓。”

最后几句话，老人几乎似喊出来一样，铿铿有力，感人至深。

对于一个经历过69年前战争的耄耋老人而言，还能记得一个作为军人的誓言，还能满怀这么一片赤诚的火热之心，我除了以沉默来表示对老人的敬佩之情外，还能用言语来说些什么呢？……

老兵档案：潘世华

1915年出生于湖北广水

1929年加入国民党军队（独立15旅）

1933年离开原部队，编入第88师262旅523团

1935年随部队赴四川万县驻防

1936年随部队赴江苏芜湖参加训练

1937年8月参与淞沪战役

1937年12月作为第88师523团军械处中尉，参与南京保卫战

1940年作为一名上尉连长被编入第29军，后于1945年升为上校副营长

1947年离开部队，和爱人一起回到了湖南做生意

1983年来到长沙第一社会福利院

2005年10月15日，在中国湖南省的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中采访了年己90岁的潘世华老人。

潘世华出生于民国4年（1915年），祖籍在湖北广水市英山县，1947年来到湖南卸下军装后，在湖南也生活了60多年了，一直靠做小生意和劳动维持生计，再也没有穿过军装，。

采访当天，老人的身体不是很好，时不时伴着咳嗽，可精神却不错，可以交谈，可以回忆，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当我们提出此次来采访目的时，他仿佛一下子有了些活力，双眼中流露出一丝兴奋和激动，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讲起来，手脚还时不时比划着。

据老人讲述，他不仅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又随部队征战于南京保卫战及之后的多次战役。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也能算是能征善战了。

自1929年老人在武汉征招入伍后，先后分别编入过国民党军独立15旅（后改编为独立33旅）50团1连、第88师262旅523团和第29军随军作战。谈起年轻时的往事，老人不禁感觉有些岁月“依旧”。

1．从入伍到走近“八·一三”淞沪抗战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去当兵的呢？”

当潘世华老人和我们讲述他那时当兵完全是自愿的时，我问道。

 “那时家里父母死得早，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后来因为生活困难，在民国18年（1929年）10月到了离我们这有30里路的广水市，通过隔壁邻居介绍，到了一家饭店洗碗打杂，一个月有一两块银元的工资。做了一段日子后，我们几个年轻人跟随一个籍贯湖北江城的当兵老兄到了武汉，正好听说独立15旅在江西打了败仗后在武汉招兵，当时因为我们几个年轻，想也没想，就去报名了。他们看我们年轻就把我们留下来了，就这样加入了独立15旅（后改编为独立33旅）。直到民国22年（1933年）离开原部队后到了88师262旅523团，一直到淞沪抗战结束都没离开那个部队。”

“88师可算是国民党烟中最精锐的部队啊。”我笑着和他说。

“是啊，那时我们部队的薪饷、教育、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比其他部队好些，我们88师的士兵中老兵多，训练好，鞋子有皮鞋穿，冬天有厚衣服穿，装备都是买的德国钢盔，中正式的步枪，一个团配有三个炮兵连，一个榴弹炮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高射炮连，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用的武器，七五式山炮比较轻便，可以用骡马拖，其它的山炮都很重。”

说着说着，老人不禁手不住地比划着。

对于这些往事，他似乎十分熟悉且津津乐道，脸上也流露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那时的88师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它的前身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署在京畿要地，是最受蒋介石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还配有德籍军事顾问，战斗力较强且待遇优厚，装备精良，在中央军系统内属于名副其实的王牌精锐。所以在1937年8月12日，87师进入上海吴淞、江湾一带，88师到达真如、大场时，上海市民见到这支部队的精良装备，即使是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是正规军。不少团体纷纷前往劳军，在很大意义上激励了国军官兵的士气。

 “那时，我们主要驻扎在京沪（南京、上海）一带。”

老人接着说：“因为在一·二八以后，我们部队主要任务是保护京沪地区，不过也曾把部队调出来过，1935年到过四川川东万县，也就是20集团军杨森占领的地区，打当地的土匪。1936年出川，直接到芜湖参加训练。”  

事实上，在1935年，88师奉蒋介石密令入四川万县驻防，是去参与吞并解决四川军阀刘湘部队的行动，而非老人所说的剿匪。

在1936年的冬天，潘世华随部队到了江苏无锡，进入军事大队进行训练。

“那时部队训练抓得很紧，纪律性很强，国防工事都修好了，还有指挥所，士兵不能随便乱跑，严重的还要枪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部队很多青年士兵都要求请缨去前线打仗，后来师部派人来说‘不要急躁，仗有得你们打，要作好准备’”
    其实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便已命令88师以一个团化装为保安队分批潜往上海，利用地方关系掩护，接替防务。在闸北宝山路、龙华、徐家汇、虹桥、北新泾、真如一带构筑必要的工事。

“那你们部队什么时候离开无锡开往上海的？”我单刀直入地问老人。

“我们8月9日在无锡政治学院毕业，10日在学院会餐，在11日下午4点，就从无锡上了军车，因为路上怕敌人偷袭，所以一直走走停停，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到了上海真如。在师长讲话完后，马上就与上海当时的保安团阵地交接好，准备迎战了。”

2．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较量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一百多天的会战中，出现过不少为国人广为传颂的出色战斗，比如当时潘世华所在的88师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之战。

潘世华说：“当时我们从8月13日下午4点开始，就严防死守，主要战场在闸北宝兴中路、宝兴路、宝兴西路、水电路、八字桥一带。这一打就打了两个多月，而第一仗就是打八字桥，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那时候天天在阵地上，一天都没有缓和，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只听到打炮的炮弹声。”

八字桥事实上只是宝山路与日海军司令部间街巷大水沟上架设的通道而己，之所以成为敌我争夺要点，是因为其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如日方占领则可切入我军阵地，阻断我军部队的南北联系，而反之的话，我军则可作为攻击之据点。

 “那当时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紧接着问老人。

“大家都是铁血青年，打仗时大家都很英勇，不怕死。我们进去有100多人，由于之前没侦察好，他们开着坦克车、战车堵在桥头，两边的出进口都被堵死了，进退两难。”    

老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由于他们在里面的暗枪眼多，火力非常猛，攻过去之后，死伤牺牲了一排人，而连长曹英（湖南湘乡人，黄埔第七期）带队的4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了。”说到这里，潘世华沉默了一会儿。

只听到窗外打桩机一下下沉重而单调的打桩声，“铿、铿……”仿佛有人在磕敲着我们心田的大门，老人低着头静静听着发呆，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自八一三淞沪抗战在闸北打响第一枪后，战役首先在闸北展开，八字桥阵地从13日下午4时起发生战斗至当夜21时，八字桥阵地收复，但这只是大战的前哨战，正如张治中追述的，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真正的战役作战到了14日才展开（注1）。当时敌军以虹口、杨树浦为根据地，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吴淞路、北四川路、江湾路到虹口公园及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和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是两个核心阵地。

据老人回忆，在最初的几天里，他所在的88师主力位于北站周围，向虬江路、横浜路一带向敌军发起进攻，牵制虹口公园方面敌之攻势；另一部队兵力指向敌军陆战队司令部之外围据点：持志大学、五卅公墓、爱国女校等地，与敌军展开争夺战。你来我往，几度进出。由于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虹口公园建筑坚固，设防严密，对于这两个据点久攻不克，但此时已压制了敌军的占领地区，战斗逐步推移到租界区域以内。

“我记得部队在对八字桥、法学院等地进攻中，伤亡很大，仅在法学院一处，牺牲了就有一个营。他们用东西阻塞所有的通道，并用装甲车作为碉堡，防御很严密，我们只能不断地对目标阵地进行猛烈攻击，其间虽然获得了不小战果，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当时的战况如此激烈，那部队的伤亡情况怎么样呢？”我这样问潘世华老人。

“当时死伤很惨重，和我一起作战的人都死掉了，整日枪炮声不绝，浓烟蔽日！幸运的是我在这么多次战斗中都没受什么伤。有时我想，也许因为我总没做过亏心事，没害过人”老人如此说。

这两者好像没什么关联吧，老人的观念总是这么守旧，我暗自嘀咕。

经过10天的攻坚战，正当进入最后关头，攻占敌军核心据点即将成行时，战况又起了突变。8月22日到23日，日军11师团和第3师团开始在宝山川沙口和吴淞码头登陆，为了全力抗击敌军登陆，战役重心随即北移，在虹口对日军攻坚战的88师中途停止，转入守势。由孙元良兼任师长的第七十二军八十八师布防于苏州河北岸至沪太公路以东，沿中山路经江湾路至宝山路一带，即闸北地区，与对当面日军采取守势，形成对峙，直至10月27日撤离，足足坚守了两个半月，未失寸土。

“那么后来你们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坚守的两个多月里，战斗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死伤情况如何？”我一口气连着向老人问道。

“那时我们523团，主要还是布防在闸北，我们当时的训练比他们部队要好些，武器装备也要先进些，那时每个班都配有一挺国造仿制捷克式轻机枪，只要飞到我们领空的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用轻机枪打。”

“轻机枪能打飞机？”我颇有些惊诧，我从来没听过。

老人没顾着我的话，继续往下说：“那时候也记不太清楚这两个月到底打了多少次，只要日本人一进入我们的布防范围发动进攻，我们就和他们交战，具体死伤的人数都记不清了，接二连三地共补充了五次兵，一个连到最后只剩二、三十个人，且里面有一部分都是新兵。在上海医院里躺着的，大部分都是88师。”

这位90岁的老人在讲述7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战役时，还能乐此不疲地滔滔不绝讲上一二个小时，还能记得甚至细到每天的战斗情况，真使我有些惊诧。这就是军人的天赋吗？以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为自己的职责与荣誉。我不能想像自己九十岁后还能不能颤颤悠悠地连着说上几句话。

“潘老，那你知不知道谢晋元？”

“哪能不知道？他也是88师262旅的，只不过他是524团的。那时在10月27日，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向西撤离防线，退守苏州河南岸，后来只留了他这一个团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一带阵地，与日本人抗击了四日夜。”说到这，老人似乎也有一些自意，毕竟同样是88师中的一员啊。

“我们一直打到11月，那时日本人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带登陆，一直打到松江，把我们的那条退路给截断了，后来到了11月底，我所在的部队全线就自东向西转移，到南京时，剩下没多少人了。”

到12月1日，江阴保卫战结束。江阴失守后，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终结。

八一三淞沪抗战——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没有切身经历过，很难想像得到，在短短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人，战场除上海市区及郊区外，还遍及昆山、常熟、平湖、嘉兴、苏州、无锡、江阴等周边地区，这样大规模的抗日战役，不仅在中国各个战场是少见的，在中外战史上也是少有的。在这一片土地上进行了多少次的拼杀、肉搏？这一切的一切，答案我们只能在那些抗战前辈们的回忆录中，在记载着当时惨烈战状的报刊、文字资料及影像资料里略窥一番。

3.战场上的流动“补给线”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这么一场大规模激烈厮杀的战役中，留给你印象最深，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呢？”我习惯地问了潘世华老人这么一句。

“是那些流动在我们身边的人，是那些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战场上的上海老百姓”老人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我有些一愣，原以为老人说的会是战场上的见闻……可这有什么不对呢？我继续细细听老人接下去的话。

“当时在上海作战，总是有不少人来探望我们，好比我们在马路那边作战受伤了，抬下火线后，马上就有上海老百姓的救护队用担架抬下去了。他们看到我们生活苦，就送蛋糕啊，面包啊；到了秋天，没衣服穿时，就有背心、棉袄这么一些避寒物品慰劳我们。感觉军民就像一个大家庭，都是一家人一样，那时候我和其他士兵都非常感动，所以打起仗来，士气也十分高涨，老百姓都这么支援我们，都早日盼着把日本人赶回去，我们也都憋着这么一口气。”老人一口气就这么激动地说着。

的确，在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人民以极高的热情，采取各种方式，支援前线将士，穿梭在后勤和前线战场上。在战争爆发后，就组织了众多的救护队和急救队，据当时的统计，仅在9月16日到30日，各界抗敌后援会的9个急救队共救回前线伤兵4008人，除了战地救护，他们还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帮助军队挖壕沟、背沙袋，上前线帮助军队运送物资等等，尽自己所能贡献微薄的力量。其中，各救亡团体都把关心、慰问前线抗战将士和伤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8月14日，何香凝委派人员，携带慰问品拜见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表示对抗敌将士的慰问。同日，还有散在各处的100多个救亡团体将大量慰问品和药品交上海商会，转送前线。

在抗战的三个多月中，各界救亡组织都有成员前往伤兵医院，在送去慰劳品的同时，为伤员演出抗日剧目和抗日歌曲。（注2）

4．从上士到少校副营长

“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我当上了少校副营长”潘世华老人回忆到在他退役前这一最后的军衔。

“那在上海打仗时呢？”我问老人。

“打上海的时候，我还只是上等兵，后来撤退到了南京，那时候我们团里有汽车朝前方运弹药，因为当时好多人都怕运武器和弹药危险，弄不好就爆炸了，都不敢。于是上面安排我到了团里军械处，提升为上士，由我来负责运送弹药，后来这一年还升到了中尉。我们88师部队到了南京后主要是守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安德门等地方。到南京本来是保护南京的，可结果还是保不住。”

12月3日，日军开始向南京全线推进，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至6日已陆续突破

各部的警戒阵地，逼近南京外围。

当时的88师负责雨花台及城南的布防，在12月10日起，日军向雨花台、光华门等多处同时攻击。11日下午，雨花台右侧阵地为日军突破到了12日中午，88师雨花台阵地被日军占领。是日晚5点，在召开的将领会议中，下发了撤退命令及计划。计划大部分部队正面突围，少部分部队随卫戍司令部从下关渡江。并以口头形式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可用轮渡过江，向滁州集结。（注3）可是撤退的命令一下，使本来就已混乱的撤退更为混乱，多数部队不向正面突围而选择下关渡江，

一些部队还未接到命令就已经自行开始撤退。由于撤退的混乱，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的大部分官兵没能渡过长江（留在城里的多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只有少数官兵渡江归队。

老人接着往下说：“那时候，我们部队一部分人已撤回宜昌，只剩下我们还没走。我看到很多弹药和汽油，于是就向团长说，回宜昌的话，好多弹药和汽油就扔在那没人要了，他说要我运几车回来，可最后要撤退时，他看不对了，就改口让我把弹药等一些重要军用物资运到江边。我记得当我运到长江边后，在江边也有好多工人在运弹药。吃完午饭后，我看到大部队都在撤退，问也问不到口信，也没人通知我，当时一个军械官还问我运这弹药做什么，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还拿这发财去啊？团长不管，继续让我弄。我一看情形不对，就通知我带的兵做好准备，轻装上阵，每个人身上只带换洗的衣服，其它都丢掉。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听我的，跟着我从挹江门出来了。由于那时派了小货轮朝湘乡渡江运送部队，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挤上去了，在那里，我们团部的几十个人都跟我一起走的，总算到了浦口。可到了那不久，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

“在南京撤退的那个时候，你们部队都散了，那你们走到哪去了呢？”我好奇地问潘世华老人。

“我们先是到了安徽蚌埠，后来又到了开封，上面派人收容了我们，之后就再正式归为88师了。”

“那么之后你还打过仗吗？”我又紧接着问老人。

“打啊，打过好多次呢，只是记不得战役名称了，只记得在腊月二十几号，我们到了山西红巷，然后打了好几场仗，在河南省豫东（郑州以东，开封一带）这一带。”

“再过了几年后，我加入了汤恩伯的第29军。”老人说道。

“那不是宋哲元的部队吗？”我问他。

“以前是宋哲元的部队，后来又归中央了，那时汤恩伯任山西集团军29军长，我当时在29军当上尉连长，不久以后，在1945年就当上了少校副营长。”老人这样回答我。

“你在退役前，还记得最后一场打的仗吗？”

“嗯，那时日本人打到了贵州独山，我们部队当时驻在河南省舞阳一带，原本那时我准备去军官队受训的，可到了晚上8点，来人通知不去了，准备应战。在经过河南省密县时我还亲手抓住了一个日本人，不过打死多少日本人我记不清了。”说到这，老人又略显得意的呵呵笑了几声，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份荣耀啊。

5．想和儿子一起过生日，这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了

 “1945年10月17日我就在贵州遵义离开了部队，裁军后我就编到军官队。一方面几年抗战我都没下来过，另一方面老上司也了解我的情况，说我还年轻，还可以干事情，但我当时看到国共有些摩擦，就不想干了，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而那时我的爱人逃难逃到了贵州独山，她是湖南长沙人，我们就一起去看她，都是一家吗。呵呵，两湖是一家嘛，我们就此认识，后来就结了婚。退役后我带她到我家去看了看，在1947年，我们就来到了湖南。在浏阳门正街（火车站附近）靠跑单帮（小生意）维持生计，做了二、三十年。”

“像你这样的岁数，在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后的今天，理应在家中享着天伦之乐才对，又为何进了社会福利院？”我有些不解。

“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工作”，他淡淡地回答。

在1983年老人自愿来到了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养老。

“这日子也过得挺好的，这里很热闹，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也有个说话的伴，不觉得寂寞。”老人这么解释了几句。

“他们太忙了，所以我喊他们不要来了。”

当问起儿子会不会经常过来看望自己或给自己过生日时，潘世华手拿着照片说。我凑近一看，老人手里的近十张照片，都是和儿子孙子一起拍的，由于时间长了照片有些发黄

“用玻璃盖上，夹子夹起来照片不容易损坏”潘老这么说。

 据同房间的李大爷介绍，一次晚上在和老人聊天时，发现他不停地问“你过生日时，你儿子来看你了吗？” “没来，他们事情可能比较多。”李大爷安慰道。

老人有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在外地做生意，已经很久没来福利院看望他了。由于儿子工作忙，他也从不要求儿子来探望或是陪自己过生日，但心里却很想和儿子一起过生日。

“这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了。”每当说到这，老人神情总会有些黯淡。我回头侧望着隔壁房内子女前来看望亲属的情景，听到孩童奶声奶气的话惹来那些老人开怀大笑时，心中似乎也能体会到潘老此时的一番心情。在这福利院里，又有谁知道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70年前曾走上战线，英勇抗日的壮举呢？

在这里，有的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耄耋老人，一个需要亲情关爱照顾的老人。

    回首当年，那凝重的血泪史，那抗争的呐喊声，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

老兵档案：卿伯金

1910年　生于湖南邵阳洞口。原名卿直南

1933年　加入国民党部队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

1937年　参加淞沪会战　　

1937年底－1948年　参加程潜保安12团，开往湘西剿匪　

1948年底至今　在家务农，居住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1、采访只能放在屋外前的空地上

第一次得知卿伯金老人的情况时，那是在网络上查询到的，我们从中知道了老人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还知道他曾是一名重机枪手。去湖南采访抗战老兵时，他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采访对象。

05年的10月18日，下午3点许，我们从湖南的怀化坐长途客运车出发，经过6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到达老人住处所在地，邵阳市洞口县时，车外已是夜幕降临，漆黑一片了。

远处稀稀拉拉地有着些许灯光，双眼习惯了看道旁灯照明及城市喧哗的夜景后，这一下子倒也挺觉陌生的。这里没有上海大都市的喧嚣，倒有上海所没有的宁静。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抬头便可见满天的繁星，闪烁明亮，不似大城市因为光污染，晚上抬头仰望星空时已没什么能看的了。

休息一晚后，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车，后在一名当地镇上的出租车司机的好心带领下，走了好久才来到了老人的住处——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一路上我甚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四周呈现的景象倒像是未开垦过的“南泥湾”，沿着田间小径，穿过当地农家的猪圈，我们找到了卿伯金老人，一间用三根杉树撑起来的土坯房子的主人。生活就是这样，年轻时跟随部队行军走遍大江南北的卿伯金老人，现在却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窝里，再也没有出去过。

在这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内，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灯，甚至连玻璃窗户都没有，只是象征性地用半透明的灰白色纱布绑在了窗户处，残破的屋檐和那几根看起来随时会支撑不住的水杉木构成了这么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这，就是一个老机枪手的家，是他毕生的“港湾”

由于屋内实在太暗，我们不得不把采访搬到了屋外的平地上进行。

老人谈到他现今还在家里务农时，我惊讶不已，95岁的老人还在家务农，真是不可思议，我细细打量着老人，眼眶不禁一红，鼻子酸酸的。

听老人介绍自己时说，当年作为机枪手的他身高有1.83米，可算是高大威武了，可看着如今不满1.6米的身躯，早已颧骨深陷、两腮紧凹。有着严重佝偻的老人，看上去更像的是一个脱水晒干后的海虾，很难把心中机枪手的形象和这么一位步履蹒跚，不得不靠一根木棍撑着来维持重心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他身穿蓝色粗布装，脚上套着一双不太合脚的灰绿色老棉鞋。

据老人的儿女说，随着老人年纪的增大，心脏病、高血庄、白内障、水肿等许多病症时时都在困扰着老人的生活。

不知何时起，老人的双手就开始不受控制地抖颤，走路时这样，和我们说话笔划时是这样，连吃饭时也不例外。有别于其他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微颤，老人的症状更严重些。除此以外，他的脚踝以下部分，整个脚背都是青黑发紫，肿得鼓鼓的，鞋子当然也很难合脚，难怪老人需要木棍支撑啊。这，一方面是为维持佝偻导致的重心不稳，另一方面却是水肿造成的行走困难。

2、一名老机枪手的荣誉

卿伯金191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市洞口县，原名卿直南。

1933年，卿伯鑫加入了国民党第28军16师46旅91团机枪连，成为了一名重机枪手。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近70年了，现在的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95岁老人，但一谈起那段岁月，老人仍对于自己是一名机枪手而感到骄傲。

他打开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话匣子，侃侃而谈。

“我20多岁时参军打仗，打了几十年的仗，从刚开始时用的水机枪，到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用的‘马克沁’重机枪，一直是一个机枪手。”

当我们一谈起老人的军旅生涯，一说起机枪手这个词，老人顿时来了精神，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

“在上海作战时，我当时用的武器是‘马克沁’重机枪。你们知道吗？机枪有117个零件呢，装满子弹后，大约有50多公斤，比起我们以前用的水机枪重多了，不过可以连续射击4个小时，而且还可以用来打空中的飞机。”

老人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兴奋地说着。

卿伯金老人当时所用的马克沁重机枪，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制造出的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枪口径7.9毫米，枪长1.198米，枪重49公斤，射程2500～3500米。而且由于配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卿伯金就曾打下过一架日本的飞机，这也是老人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当时卿伯金所在部队驻防在宝山窦家弄、孟湾、顾家镇一带。9月下旬的一天，士兵们刚吃完午饭，难得那一天没有打仗，大家都趁着这么一个少有的机会休息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破坏了这片刻的平静。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日本的多架飞机从上空朝部队阵地俯冲过来。

“记得那时飞机是3架一排的，有3排，一共9架飞机。”老人回忆道。

作为一个老机枪手的卿伯金，当时立刻老练地架起了“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几名战友的协助下，调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很快就扣动了扳机。

“那时我们机枪架上高射枪架后，用高射架瞄准一打，就正中目标，把飞机打落了。”

由于老人的冷静判断和娴熟枪法，一架飞机被一颗子弹击中后，再也无法继续张牙舞爪，冒着浓烟一头朝地面栽了下去。

这是一场短暂的战斗，短短一会工夫，3架飞机就先后被士兵们打了下来。其余的飞机见势不妙，急忙调头逃走了。

“飞机俯冲过来时，因为离我们很近，上面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抓住这一机会，瞄准它的油门，打中了保管它再也嚣张不起来。”

卿伯金老人颤抖的手不时比划着，向我们讲述着他的成功经验。

很能够理解老人在打下日军飞机后，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心情。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好一些呢？日军还敢这么肆无忌惮，耀武扬威地低空飞行,轰炸我军阵地吗？如果我军的空力实力再强一些，日军是不是还能占得绝对的制空权吗？那时我军还会如此被动地腹背受敌，牺牲如此惨重吗？

看着老人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我却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亲爱的读者们，你也许也有同感吧！

3、关于战场上草鞋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秋天，发生地点在上海——这么一座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却又沦为战火纷飞的城池。

故事的主人公们当然是卿伯金老人所在的部队了。

那时淞沪抗战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由于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惨重，故而日本军部在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近20多天的时间中，先后增派了第9、第13、第101师团及抽调台湾守备队的一部队兵力，组成重藤支队，登陆宝山，增援淞沪战场。。

而中国军队也在9月21日对第3部区军队做了调整部署，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的地区划为中央军，朱绍良为总司令，以第18师及第9集团军编成之；左翼以第19、15集团军编成之，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右翼仍以第8、10集团军编成之，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①

卿伯金所在的第16师当时被编入第8集团军。 9月初，随第28军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浙江东海前线布防。后又转战于龙华、南翔、刘家行、大场、窦家弄、孟湾、顾家镇、陈家行等地。②

当他谈起参军打仗的往事时，似乎又恢复了几分机枪手应有的本色，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讲着，可“苦坏”了我们。

由于老人年纪大了，口齿本来就说得不是特别清楚，加上说的又是湖南邵阳本地的乡里话，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知半解，不得不频频打断老人的话，向周围邻里求肋，通过这特殊的第三方“翻译”，进行着我们这一艰难的采访。

老人对我们说，他耳背的很，经常要重复数遍才知道说些什么。从后面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因为当时上海战场上的战斗激烈，卿伯金做为一名机枪手，根本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就这样一直投入到和日军你来我往的阵地争夺战中，长时间的高分贝机枪声把他的双耳震聋了。而老人却不是特别在意。

“在战场上，随时都可能把命丢掉，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战斗中没有受过伤。但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如此幸运的。”

老人讲到其中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河道时，连长命令他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才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子弹就射在钢盔上，把头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也被震地响起一阵嗡鸣。等取下来一看，头盔的右边明显被打出了一道指甲大小的凿痕。

“这次也真算是往鬼门关跑了一次啊”我惊叹老人的经历。

“难道你就不怕吗？”我问老人。

“怕？打的多了就不怕了。”老人如是说。

正如老人所说的，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和战况的日益激烈，他们已顾不了害怕了，也许想得更多的是希望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早日结束这一场战斗。我暗暗想着。

战斗中的一天，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战士们正不时擦拭着脸颊两旁的汗，端着饭碗吃饭时，忽然只听一声枪声，蹲在他对面的一个士兵不幸倒下了，端在手中的碗哐当一声砸得粉碎，就这么着，不知从哪来的一颗子弹断送了一名士兵的生命。这样的情形在战场上也是常有的事，也许是习惯了，四周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混乱，士兵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了，仍触痛地大口大口扒着碗里的饭，四周很静……

“那时看着很无奈……可既然到了军队，只能往前冲。再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也要拖几个日本鬼子做垫背。”

听着老人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八·一三那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有多少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同这位老机枪手一样，抱着誓死报国的决心，奋战在战场的最前沿，洒尽最后一滴汗水，流尽最后一滳鲜血啊。

谈着谈着，老人又提到了有关草鞋的一段趣闻。

卿伯金老人当时从湖南到上海打仗时，除了师长、旅长穿鞋外，其余的士兵穿的都是由稻草编制而成的草鞋。行军打仗时，由于经常转战各地，所以这不耐穿的草鞋也特别容易磨损。据老人所说，一个月至少要穿坏5双草鞋，有时一个月穿坏7双草鞋。甚至没草鞋时，还打赤脚走过一段路。

我没试过穿草鞋走过，更别提赤脚走在现今平坦的水泥大道上，所以不能想像当时的战士们一个月穿坏7双草鞋，甚至赤脚走在崎岖小道上是什么概念。

脑中忽然想到了什么，自己曾在介绍宋美龄一书中看到有关描述这位国民党最高司令长官的妻子的片段，作者大呼惊讶她的双脚连一点老皮都没，连现今社会的那些明星小姐们都相形见拙，可谓真的称的上是千金大小姐了。作者最后暗自揣摩可能和她经常穿丝绒材质的鞋有关。

回想这些高高在上的国民党统治阶层的无度奢华与横征暴敛，那些为国为民，站在火线上经受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们呢，却连双基本像样的鞋都没有；当我们的英勇将士在前线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时，处在后方的那些统治阶层的纨绔子弟们却整天歌舞升平，花天酒地。

“还别说呢，就是因为草鞋，在战场上倒是发挥了特殊的效果，反倒成了‘先进武器’，呵呵呵。”

老人爽朗的笑声又把我拉回了现实。

原来战场上，有时下雨后，路面泥泞。原本就比较松垮的路面又被炮弹炸得稀散，一脚踏下去就深深陷进去了。草鞋倒还好，而那些日本人由于穿的都是靴子，在肉搏战时，一踩进烂呢里就很难拔出来了。他们又没试过赤脚走路，当然不愿脱下深陷烂泥的靴子，这样一来，行动敏捷的我军和那些步伐笨拙的日军比起来，自然在肉搏中占尽了上风。

“我们中国军队都走了十步了，他们日本鬼子才走了一步。”卿伯金老人开心地说着。

是啊，在这一场战争中，由于我军的装备落后，制空权又牢牢地把握在日军手中，非常被动且毫不公平地打这么一场硬仗，死伤惨重。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当然要好好教训一下猖狂的日本鬼子。

“那时的日本鬼子就像是秋后的蜢蚱一样，逃又逃不了，走又走不快，被我们当成了刺刀的靶子。”老人不无痛快地说，我们也听得很解气。那时的草鞋，不就好比先进武器，打得日本鬼子嗷嗷直叫吗！

但好景不长，日军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学起了我军的战士，可他们不像我们士兵，都自己编草鞋，他们只能通过把在战场上遗落的草鞋，收缴回来后穿在自己的脚上。而当时我军正是由于凭着这样的先进“武器”，打了几场漂亮的仗，日军死伤惨重。

4、偷鸡不着蚀把米

快刀斩乱麻，一个不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起了这样的标题，缘于听了卿伯金老人所讲的一个精彩反击战，脑海里就忽的闪出了这么一句。

10月下旬，由于大场、江湾和闸北的陷落，淞沪战局形势突变，我军的防御体系已告崩溃，由于面临归路将被敌截断，中央和左翼两大作战集团实行局部性的战略上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而日军却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穷追不舍。

当时在离宝山有近10公里的地方，卿伯金所在的部队就在此扎营。晚上，作为副班长的他正替班长查哨时，就听到一个新兵慌张地在喊他。

部队前的不远处，是一片稻田，由于还没有收割，长得老高老高，稻田里还积着一寸深的积水。又是在晚上，不会是敌人偷袭吧，卿伯金心里一沉。

果然，新兵报告他说，听到前面有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晃动，可能会是日军。卿伯金不敢担误，连忙把消息一级级报了上去。营长下令派了加强排，枪口都上了刺刀，由机枪连做掩护，绕到了日军的后方。

只听枪声一响，杀啊……从鬼子屁股后面杀了过去。

“那时看到日本鬼子正步步向我军阵地逼近呢，不敢想像，要是晚一些发觉他们，会变成什么情况。”想到这，老人还有一丝心有余悸。

原本趁着月黑风高，想对我军阵地发起偷袭的日军，这次的如意算盘却没来得及打起来，在我军的士兵手中拽着刺刀从后方杀过来时，他们的阵地部署显然还没完全部署好，看到战士们手拿刺刀朝他们冲过去，一下子呆住了。

我军的战士们就像切西瓜一样，趁日军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被动受敌，比较混乱时，快刀斩乱麻，一刀一个。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这么一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稻田里躺满了日军的尸体。

“他们一个兵都没逃掉，这么一个机枪连，二百多人呢，还缴获了12挺轻机枪，70多支三八式大盖步枪，30多支手枪。而我们只伤了1个士兵。”

老人兴奋地不住比划着，脸上也升起了一丝红晕。

“那些日本人全是用刺刀刺死的，虽然我们大军撤退了，但我们部队这一场战斗打胜了，打得真是太漂亮了。”

老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抓着我的手说道。

随着战争局势的转变，10月过后，日军把主战场由华北转到了华东，并迅速组建第10军，准备为杭州湾北岸登陆做准备。③

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浓雾作掩护，发起了登陆行动，并于当日占领了金山卫镇。卿伯金跟随部队撤到了苏州附近。连日的争战和行军让这么一位身扛重机枪的战士疲倦异常，躺在一个小作坊的凳子上，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兵败如山倒，突然间的枪声让士兵们惊慌失措起来，一拥而散。等老人醒来后，发现只留下没几个士兵。为了追寻部队，卿伯金沿途又经过了五坑、萧山、宁波。可在宁波时，他却差一点出不来。

“我和几个在路上碰到的士兵一起逃到宁波后，没想到在街头上却遇上了巡逻的警察。他们一听是逃兵，马上就把我们绑了。”老人苦笑道：“那时逃兵按规定是要吃子弹的。那时我就在想，这下完了，没有牺牲在战场上，最后却死在同胞手里。”

没想到当是山穷水尽，却又绝处逢生，在关了一天的禁闭后，警长念在全国上下都在抗日，仍旧把他们给放了。也正是由于放了他们，之后他们才在宁波的车站意外地碰到了部队的团长，跟着团长坐上去江西的火车.

5、风烛残年谁人管

从淞沪战场上退下后，老人在1941年回湖南后又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和土匪周旋了8年。

解放前，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了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再也没有出去过。

“要是还早几年，要是我还走得动路的话，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这里指的他们是老人在宝山战场上的几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的杨松岳等。据他们周围的邻居讲，其中曾云定似乎已过世，其它几位老战士的下落却无人知晓。

“想有什么用呢？在战场上也不知道他们死了没有，就算活了下来，现在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老人虽然说不想，可还是禁不住暗自叹了一口气。

在战场时，他们几人曾商量过，无论是谁战死，活着的人都要通知他的家人。可随着部队溃退后，他们几个人都失散了，之后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老人拄着拐杖，静静地坐在凳上，一言不发，沉思着远去的往事……

“如果有可能，我要找到周笃功（程潜保安12团支队长），那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他在解放后做了新中国的将领，离开部队时，他曾许诺将来一定会来接我回部队工作的。”老人一直苦苦守侯着这一份迟来的承诺。

解放以后，老人便以务农为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期间也曾向当地政府申请一些补助，却被以“当过国民党的兵，怎么还能拿补助”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给回绝了。

做过国民党的兵怎么了！！在那一场民族抗日战役中，他们这些国民党的士兵可是功臣啊，我很有些为老人打抱不平。怎么能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功绩呢？

对于地处如此偏僻的一个小山村里，或许闭塞的信息导致当地的政府人员还是按照老传统，老标准，老眼光来看待事情。而同样作为一名国民党的抗日老兵，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老人显然要比卿伯金老人的遭遇要好的多，重庆市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宣传与报道，老人的眼病得到了医治，生活有了照顾，住房得到了解决，而卿老呢？

由于病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卿伯金老人的身体日益衰弱，几乎已经不能下田务农了，可每月没有基本的经济收入，又迫使他不得不撑着身体过下去，他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

我们看在眼里，心里却忍受不住老人过着如此凄惨的生活，像老人这样的年纪，早已该是儿孙满堂，安享晚年了。可他却还在为了生计，忍着病痛的折磨劳作着。为了表示对老人的敬意，临走前，我们拿了500元给老人贴补家用，可这只是一时，今后怎么办呢？老人的病怎么办呢？住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离最近的集镇都要有半小时的车程，钱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况且他目前紧缺的正是钱。

题外话：

在回到上海后，由于对老人仍放不下心，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老人的情况。让人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在看到老人参军抗日及现今生活近况的文章后，许多网友都纷纷发贴回复，对于老人的抗战经历既感敬佩，又为之感动。一些网友发贴希望能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这么一位抗战英雄，理应受到英雄的待遇。我们也真诚的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努力，当地政府能重视起来，尽快解决老人的问题。或许到了老人一百岁那年，我们还能听到老人爽朗的笑声，还能再一次坐在矮凳上听老人给我们讲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

老兵档案：曾昭度

190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广西分校

1936年安事变爆发前，任国民革命军37旅上校参谋

1937年任13师74团3营少校营长，参与淞沪战役

1938年参与台儿庄战役，之后分别担任93师参谋处主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萍乡联络办公室主任

1939年参加长沙保卫战

1945抗战胜利后离开了部队

1949年解放后曾在长沙民政系统工作，后在文革期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

1983年平反后洗脱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之后到了长沙市某社会福利院

1、我所见过最老的老兵了

曾昭度，是我见过的最老的一个抗战老兵了，今年98岁。

抗战时期第九战区少将联络办主任的曾昭度，是一位16岁就进入黄埔军校广西分校学习。曾参加过粤桂战争、西安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等许多著名战役的老军人。

听说我们从上海专程赶来，老人异常兴奋，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出欣慰的笑容。

当我们问起老人抗战时期的经历时，老人显得很激动，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态严肃而又骄傲地大声告诉我们，“抗战八年，我始终都在抗日的最前线，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是尽到了自己职责的”。

望着老人那激动而显示出刚毅神色的脸，听着打开了话闸子的老人诉说他那不平凡的经历，我仿佛被老人带进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来到了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誓死捍卫国家利益，民族血脉的战场上。

曾昭度老人生于1908年，是湖南长沙人。

父亲曾担任过广西一个县的副县长，他自幼跟随父亲去了广西，由于父亲后来染上毒瘾，丢了官职，家产又被变卖一空，所以生活十分困难。祖父由于生活无着，被姑母接回长沙，而年幼的他，十几岁就留在广西当地一家小报馆当杂役，艰难地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由于父亲病重，曾昭度再也无力支撑下去。

曾昭度在广西上过几年中学。有一个中学教师姓雷，叫雷培涛，是广西独山人，雷老师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述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巧取豪夺，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丑恶行径，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曾昭度对列强羞辱中国人为二等公民、东亚病夫，上海的租界成了外国人的乐园等等现象感到十分气愤，因而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十分向往。十六岁时，他毅然考入了黄埔军校广西分校，立志要成为一名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而斗争的战士。

当时黄埔军校的总部在广州，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在广西没置了第一分校，后又在长沙、武汉、潮州设置了第二、第三、第四分校。

毕业以后，曾昭度被分在广西大学当助教，一共去了三个人，是军事教官。当时的广西，是由军阀陆荣廷、刘震寰把持的。陆荣廷、刘震寰虽然曾出兵驱逐暗中与北洋政府勾结的陈炯明，帮助过孙中山，但长期把持广西军政大权，不听从孙中山调遣，后来竟与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不满陆、刘二人所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于1925年打败了旧桂系，夺取了广西的军政大权。由于新旧桂系的战争，以及后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广西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

曾昭度回到长沙，在中央军官研究所当了上尉区队长。

西安事变爆发前，曾昭度已是国民革命军37旅的上校参谋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曾昭度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咸阳，准备进攻西安，当时部队上下对西安事件议论纷纷，一些黄埔系的军官，主张立即对西安发动进攻，曾昭度虽然也是黄埔出身的军官，但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他认为守卫西安的东北军抗日的热情很高，部队的士气也高，再加上西安城池高大艰固，易守难攻，若要强攻，部队的伤亡，无疑是很大的，再说，东北军要求抗日，也是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促成的，是顺应民意的正义之举。所以，他坚决不主张动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曾昭度主动要求到部队带兵，担任了13师74团3营少校营长。职务虽然低了，但能有机会上战场杀敌，他觉得还是值得的。

2、“炮弹打到我们的坑道里，我们伤亡很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再次发动了侵略战争，消息传来，曾昭度所在部队许多爱国官兵都表示了极大地愤概，纷纷表示要求上战场抗日杀敌。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统帅部制定的上海攻围战和长江沿岸抗登陆战未达预期目标，敌我两军在前线形成僵持状态，日军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条件逐渐形成，大规模野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日益具备，战争形势显示了日军企图迅速破我军，完全占领上海，并以此为其扩大侵略之根据地，然后北上侵犯首都南京的战争野心。

鉴于当时的势态，南京统帅部又主观制定了《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

9月6日，正式颁发于正在前线指挥作的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等人，为了贯彻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击败上海日军的主力，从9月中旬起，南京统帅部陆续从全国抽调部队增缓淞沪战场，这些新调入淞沪战争的部队，除中央军系统之外，还有湘军、川军、鄂军、粤军、桂军、西北军、皖军等各派系军队，征调范围几乎遍及南方各大军事力量系统。

南京统帅部为了支撑淞沪战局，不惜调动全国力量以为后盾。

这时，全国范围的抗日高潮已经出现，以国共二党的合作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日高潮有力地推动着全国人民和各派系的军队，以积极地姿态投入到对日作战的抗日洪流中去。

曾昭度所在的鄂军，以万耀煌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在接到南京统帅部的命令后，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的汉中，赶赴淞沪战场，先在南京栖霞山待命。

9月中旬奉令赶赴淞沪前线，这时的日军已在宝山沿江登陆成功，日军的大批部队依仗其先进武器装备，向我蕰藻浜南岸的守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日军的飞机、大炮不断地向我军阵地进攻轰炸，扫射。敌我双方几十万兵力在宝山的土地上拚命厮杀，战场上到处都是浓烟，到处都是尸体，战争场面非常惨酷。

第13师9月中旬到达上海的南翔和真如一带。当时的南翔、真如一带是标准的江南水乡，土地平阔，水网纵横，根本没有坑道，掩体等防御工事，13师只能利用河沟、岸堤进行作战，那里的水都很深，战士们的脚都泡在水中，时间一长，脚都泡白了，泡烂了。

“我们营的编制是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五百多人，主要是和敌人进攻阵地防御战友，阴击敌人的进攻。日本人的武器比较先进，火力很猛，白天轮番向我们进攻，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我们就一面抵抗，一面抓紧时间挖战壕，修工事。白天我们顽强抵抗，晚上我们就不断向敌人袭击，打冷枪，尽管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伤亡也很大，但战士们都很勇敢。”

说起在上海的那场战役，曾老感慨万分。

当年上海人民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到前线慰问，送来了糖果饼干、毛巾、布鞋等物品；还组织了运输队，救护队支援前线抗战。13师的阵地当时已处在最前线，上海的学校的女同学们，不怕危险，两次来到我们阵地进行慰问，士兵们都很感动，部队的士气也很高涨。后来日本军队几次猛烈的进攻，我们都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我们当时只想把日本人打死。

“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的好，他们的一个小型武器，叫掷弹筒，很轻巧，但很厉害，射程虽不远，但却可以把炮弹打到我们的坑道里，我们伤亡很大。”

13师74团在南翔——真如之间坚守阵地二个星期，虽然阵地保住了，但部队的伤亡非常大。副团长牺牲后，曾昭度临危受命，担任了代理副团长。3营的连、排长牺牲了七八个，士兵就更多了，战斗力大大降低。不久以罗霖为师长的湘军七十七师前来接防，13师奉令调往浙江于潜进行休整，并补充了一些新兵，主要是青年学生，当时一些官兵们还想重上战场，与日本人拼杀，但由于日本军人不断增援，淞沪战场上我军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中，南京统帅部已于十月初下令全线撤退了。

3、“我真正感觉到我尽到了责任”

从浙江长兴撤退后，曾昭度奉命转移武汉，驻金口待命。

“我们在武汉大概驻守了三个多月，我们师又奉令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这也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经历。”

说起台儿庄战役，已是98岁高龄的曾老似乎更加激动。

“在那一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是打出了威风的，不仅仅是打死了近二万名日本鬼子，我们取得了一个战役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打掉了自淞沪抗战以来，我们在丢掉了上海、南京以后，军队和老百姓心中产生的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人们从此又看到了希望，军队的士气也得到了鼓舞，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台儿庄是山东峄县南部运河边上一个不大的集镇，但却是徐州的门户，鲁南的军事重地。它位于津浦线附近，又扼着运河的咽喉，是日军进攻徐州的必经之路。日军占领长江三角洲，特别是1937年12月占领南京以后，立即作出了企图对长江以北各战略要地进行攻占的决定。

从12月23日起，日军强渡黄河，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由于山东省主席朝复渠不作抵抗便下令部队全线撤退，致使日军在20多天内就占领山东大部，对徐州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徐州一旦失陷，日军便可沟南北战场，威逼武汉，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调集大军，在徐州外围进攻会战，李宗仁将军被任命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徐州会战。

“1938年3月下旬，有一天部队正在吃饭，突然接到命令，要求立即出发，我来不及和已到了武汉的妻子告别，就上了火车，向江苏的徐州进发。”

曾昭度所在营和师司令部一起出发，司令部有一个广西分校六期的熊参谋，告诉曾昭度，3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十多万人正向青岛、徐州地区推进，企图进攻陇海铁路沿战友地区，掐断我南北通道，我军正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包围了正在进攻台儿庄的七、八万日军。熊参谋一说起李宗仁将军，我说我见过，他是我的老长官了，熊参谋马上回司令部向李宗仁将军报告，说曾昭度决心很大，此次战役不成功，便成仁。李宗仁将军说，只能成功，不能成仁，成仁没有作用，只有把敌人打跑，才能成功。当时，李宗仁将军的一个部队已挺进到了台儿庄附近，其余部队在徐州前后包围了日军，当时的情况是必须先把已攻占台儿庄的日军赶出去。

曾昭度营接受了随兄弟部队（138师）一齐进攻的命令，到了前沿阵地，138师的一个团长向曾昭度介绍战场上的情况，几个连长听完后，表示要马上发起进攻，但被曾昭度马上制止，只见到处都是断墙残壁，没办法挖战壕，在仔细地察看了地形后，曾昭度就命令士兵们在断墙上挖枪眼，先守住阵地。然后跟士兵们说，李宗仁将军讲如不能成功，也不能成仁，死了不起作用，最好的作用是要把敌人打倒。

 “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营吃了日军掷弹筒的亏，现在呢，我们不在战壕里，掷弹筒失去作用了，我们和日军是对等的了。” 曾老对我说。

“这一次战役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所以我说，这一仗只能成功。我们士兵中有很多学生兵，大家情绪都很高涨。我把任务分配给几个连长，告诉他们，现在还不能作战，抓紧时间休息，否则的话，到进攻的时候就没充沛的体力了。”

到了二点钟进攻的时候，曾昭度对战士们说，要多使用手榴弹，手榴弹最起作用了，而敌人打不到你，要一鼓作气，一齐扔。说罢就和战士们一起把手榴弹扔了过去，丢在敌人的掩体内，然后就勇猛地冲上去，和盘踞在台儿庄的日军进行激烈的拚杀。从一路上日军的尸体来看，手榴弹战术果真奏效了，日军被炸死了许多。

“我看到日军丢弃的尸体就有50多具，我们的士兵作战都很勇敢，虽然一路上有许多人倒下了，但士兵们依然顽强地战斗。台儿庄一战打得很激烈，也很惨酷。”

由于台儿庄在整个战役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敌我双方势在必得，所以双方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从3月16日到4月7日，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昼夜轰炸，并且使用燃烧弹，几乎把台儿庄夷为平地。日军几度攻进了台儿庄，又几度被我军赶了出去。整个台儿庄到处都是炮火、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中国军队利用地形和断墙残壁，筑起简单工事，挨街逐巷地与敌人浴血搏斗并组成敢死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友，士兵们各自为战，奋勇杀敌，终于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日军将近二万，并且缴获了许多武器。

“我参加抗战八年来，这是我感觉最满意、最难忘的一次抗战经历。”

在我看来，当时在台儿庄能指挥一个营，杀日本鬼子，曾老应该感到很有成就感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军，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我真正感觉到我尽到了责任。”应该说，台儿庄战役是曾老一生的辉煌。作为一个后人，我能感受到老人的心情。

“我们营的士兵作战都不怕死，很勇敢，一个逃兵也没有。”

战后，曾昭度统计了一下，全营伤亡了127人，机枪连连长牺牲。

“打完这一仗以后，我有一个感觉，淞沪抗战时，我们都觉得日本人武器好，打仗也很厉害，当时和他们作战，心里没有底。经过台儿庄一战，我心里觉得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照样被我们打败了，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

4、营救飞虎队

台儿庄战役以后，曾昭度又调了几个部队。起初是到了93师当了参谋处主任，上校军衔，是中央军的。

后来到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官是蒒岳，被委任为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萍乡的联络办公室主任，少将军衔，负责联络川军杨森的第20集团军，同时指挥地方部队进行抗战。

“这期间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联络办下属的一个情报的站长有一天向我报告，他说有一架飞机在萍乡附近的赵里桥迫降，那地方是敌我交叉地区，随后那里响起了枪声，我听说以后，连忙命令在附近的游击队前去营救。”

游击队到了那里以后，发现了十几个日本兵，正在和七个美国人进行枪战。

那十几个日本兵是附近火车站守务部的士兵，发现有飞机在附近迫降，立即就赶过来了，而那七个美国人是美国飞虎队的机组人员，在执行作战任务时，飞机受了伤，被迫降落在乡间的田野上，正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游击队赶到后 ，长短武器一阵扫射，打死了几个日本兵，其余的逃回车站去了，如果游击队晚到一会的话，那七个美国人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当时曾昭度驻扎在萍乡，游击队把美国朋友护送了过来。“我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又用轿子将他们抬到了长沙。”

后来七个美国人安全地回到飞虎队的总部——湖南芷江，飞虎队的联络参谋SIMTH中校后来就派人与曾昭度联系，除了表示感谢以外，主要还有沟通军事情报。

曾老对我说，“记得有一次来了二个美国人和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华侨翻译，他们找我了解日本在汉口的高级官俱乐部和日军最高指挥部的具体位置。” 这些曾昭度都作了调查，前者在武汉汉口原市民银行，后者则在原四川军阀杨森在汉口的花园别墅里。飞虎队得知具体情况后，陈纳德就派飞机去轰炸了。

长沙失守以后，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了浏阳，由于有飞虎队的帮助，形成了一定的制空权，飞虎队的飞机经常在长沙上空执行作战任务。

有一次，一架飞机在长沙执行侦察任务，低空飞机的时候，不知怎的舱门突然打开了，有三个机组人员从飞机下掉了下去，由于飞得不高，当时没有摔死。飞虎队的联络官SIMTH中校接到消息后，马上派人来要曾昭度设法营救。当时长沙已被日军占领，并没立了伪政权，曾昭度控制了伪长沙市长的父亲，命令伪市长设法营救，然而残暴的日军根本不把伪市长当回事，也不管什么国际公约，还是把三个美飞行员杀害了。

“在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有很多人为中国的抗战牺牲了，他们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没有能成功营救这些美国飞行员，曾老到现在还是感到非常的内疚。

5、“防人之心不可无”

抗战胜利后，曾昭度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回乡置地务农，同时又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主要是从广东贩一些货到长沙出售。

由于时局动荡，生意很不好做，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破产了。无奈，他只好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做起了叫卖的小生意。

全国解放后，曾昭度在长沙民政系统工作，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更是备受折磨。1983年平反后脱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年已98岁高龄的曾昭度在长沙一个社会福利院里颐养天年。他对时事很关心，在谈话中，多次对我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对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搞活经济、增强国力的政策和主张十分赞同。

他说，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外国人再也不能欺侮我们了。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死心的，这可以从小泉首相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和教科书等事件中看出端倪，但他们是徒劳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强大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搞经济建设，一些大工程如西电东送、南水北上、西北大开发，还有神舟六号上天等等，都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他们休想再卷土重来。

老人告诉我“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抗战胜利都已60年了，日本人还不死心，一些台湾人也还在和他们联系，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一个百岁老人的博大胸襟，使我等自知责任重大。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老人对抗战经历的回忆，深深地印铭在我的脑海中，激起我无限的思考。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有更多的启迪，受到心灵的震憾和净化。

老兵档案：武干卿

1917年出生于湖南

1934年12月在江西南昌加入88师262旅

1937年8月作为第88师262旅524团2营重机枪连的特务长，参加淞沪战役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又陆续参加了徐州会战、鄂西大战

1950年解放后在长沙市消费合作社工作，直到退休

1、夺取了八字桥，我们就可以过河去攻击虹口的日军据点。

在长沙铁佛东街的一幢老旧居民楼里，我第一次见到武干卿老人。武老很健谈，声音也很洪亮，颇有军人的气概。

武老，今年90岁，却还经常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我来之前，还在社区帮忙。老人没有什么嗜好，惟独抽烟很厉害。

听说我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老人像见到了亲人，特别亲切，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所在的八十八师，是中央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师长是黄埔一期的孙元良将军。”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八十八师立即连夜从无锡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铁路列车调充军用），第二天上午，八十八师主力到达上海郊区真如、大场一线。武干卿所在的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进入了真如南面离苏州河不远的阵地中。

当时武干卿是第二营重机枪连的特务长。

部队刚进入阵地，团部就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武干卿立即进行了全连弹药补充和伙食供应的准备工作。武老说，本来我们部队准备在13日拂晓攻击日军的，当时张治中将军的计划是以准备乘日本尚未完成攻击准备工作的时候，先发制人，抢先攻击敌人，夺取日军在杨浦 、虹口盘踞的据点，把日军消灭在老窝里。但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蒋委员会长没有批准，这样原定13日拂晓攻击日军的计划被取消了。可是谁知道，第二天，8月13日上午，日本军队首先向我军上海市保安总团阵地进犯，并首先向我军开枪射击，我军奋起自卫反击，八一三淞沪抗战于爆发了。

13号炮响以后，八十八师立即作好了作战准备。

上午10时以后，日军开始向八十八师防地进攻击，但都被打退。

下午4点左右，日军大举进攻.闸北区青云里、西宝兴路多处起火，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八十八师在日军的炮火下，勇敢地进攻了反攻，不但打退了日军，还收复了曾被日军占领的八字桥。

“我记得当时长官说，八字桥战略地位很重要，夺取了八字桥，我们就可以过河去攻击虹口的日军据点。”武老吸了口烟，精神倍增，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524团2营重机枪连共有三个排，二个重机枪排，一个步兵排。步兵排有几挺轻机枪，作战的时候，三个人一挺重机枪，其他连队在冲锋的时候，就火力掩护，步兵前进一步，机枪也跟进一步。由于敌人火力比较猛，攻击的时候，士兵们都是匍匐前进的，一面打，一面进攻，利用小河沟、房屋作掩护。

第二天，8月14日天还未亮时，524团接到了准备攻击的命令，这时整个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位置，在闸北区北站周围至闸北公园一带，524团向虬江路、横浜路一带的日军阵地发起进攻。二六四旅集中兵力进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外转的几个据点，主要是消灭盘踞在持志大学、五卅公墓、爱国女校的日军。

“十四号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听到信号枪“呯”地一声打响了，信号枪打出去的时候，天己亮，我隐隐约约看到一闪亮，冲锋号立即就响了起来，我们就开始进攻了。”武老说“那天的情景到今天我记得还很清楚。”

信号枪响以后，队伍立即就发起了进攻，战士们利用各种障碍物作为掩体向敌人阵地冲去，枪炮声霎时间响了起来，重机枪连依旧地紧跟大部队，掩护步兵进攻。这一天战斗的激烈程度要比昨天厉害的多，炮火异常猛烈，进攻的时候，遇到了日军激烈的抵抗。日军的阵地都是几年前准备好的工事，很坚固，武器装备也很好，524团是在八字桥一带和敌人战斗，虽然我们士兵作战都很勇敢，边打，边向前冲。但由于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堡垒又很坚固，所以双方呈现出胶着状态，整整打了一天，敌人的阵地还是没有突破下来，但我军的攻势依然不减。

“后来，我才听说，我们旅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向虬江路、横浜路正面之敌发起攻击，以牵制虹口日军的主力，支持二六四旅攻击持志大学、爱国女校等处的日军，对日海军陆战队大楼形成包围圈。”

第二天，二六二旅又组织了多次进攻，占领了日军的几处阵地，日军进行了反扑，飞机、大炮不断向阵地进行轰炸，部队伤亡十分严重。

“我们还在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八字桥阵地争夺战时，传来了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在爱国女校的战斗中，不幸以身殉国的消息。”武老对我说：“当时我们听了以后，都很悲痛，黄旅长为人正直，对士兵很客气，很爱护，他亲自带领士兵冲锋陷阵，身先士卒，誓死抗击日寇，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为国家、为民族，尽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士兵们本来就因为牺牲了许多的好弟兄，心里已经悲愤难忍了，黄将军的牺牲，更是点燃了大家的怒火。”

一时间，群情激奋，524团部马上打出一个信号弹，士兵们勇猛地又继续冲锋了，大家都想为黄将军和弟兄们报仇，所以打起来更勇敢了，冒着敌人炽烈的炮火，冲到了八字桥边，敌人的机枪、大炮向进攻的部队扫射、轰炸，虽然有许多人倒下了，但其他士兵们毫不畏惧，继续向敌人阵地发动进攻。“敌人的机关枪像扫地一样，打得地上灰尘都扬起来了。炮弹炸得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烈火和浓烟。”日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不断反扑，两军反复搏杀，相持不下，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我带来了几个士兵，冒着炮火，给前线送弹药，送饭菜。”武老说，由于士兵们不怕死，勇敢作战，八字桥终天攻下来了。

2、亲眼看见杨端符营长负重伤

从8月份开战以来，日军组织兵力，多次向八十八师阵地发动猛烈攻势，都遭到顽强抵抗，日军死伤了许多。

“日本人对我们又怕又恨。我听说日本人在开战时，曾扬言一个星期攻克上海，三个灭亡中国。可我们在闸北，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还有敌人装甲车和部队的轮番冲击，我们尽管伤亡了许多人，但还是牢牢地守住了闸北，守住了阵地。”武老说这话的时候很自豪。

“在闸北的二个多月里，我们怀着战斗�